黄帝陵

　　中华民族的前身华夏族是以夏商周三族为主体经过长期血缘交汇形成的，因此夏商周三族都自认为黄帝的后裔，也就是说，黄帝是华夏族的始祖。
　　关于黄帝与华夏族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有关黄帝的子孙的传说史料说起。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嫘祖可能是有虫乔氏的族女。黄帝娶有虫乔氏族女为正妃，具有加强部落联盟的意义。此外黄帝还有三位次妃。《帝王世纪》载：“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次妃，彤鱼氏女，生夷鼓，一名苍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四妃之中，嫫母貌丑而贤。
　　《国语·晋语》、《史记·五帝本纪》等书均言黄帝共有二十五子。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苟、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国语·晋语》)。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史记·五帝本纪》) 
　　但二十五子的世系，《世本》、《大戴礼记》等书与《山海经》等书所说略有不同。杨宽结合《世本》、《大戴礼记》等书所列黄帝世系表是：
　　契
　　玄嚣—*(左虫，右乔)极—帝喾 尧 
　　黄帝 稷
　　穷蝉—敬康—句芒—*(左虫右乔)牛—瞽叟—舜
　　昌意—颛顼 鲧—禹
　　老童(卷章)—重黎
　　吴回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
　　而依《山海经》所载，当列黄帝世系表为：
　　禺虢—禺京(《大荒东经》) 
　　昌意—韩流-颛顼(《海内经》) 伯服(《大荒南经》)
　　淑士(《大荒西经》)
　　祝融—太子常琴(《大荒西经》)
　　黄帝 老童 重 (《大荒西经》)
　　黎—噎 (《大荒西经》)
　　三面 (《大荒西经》)
　　叔驮 (《大荒北经》)
　　驩头—苗民 (《大荒北经》)
　　炎融—驩头 (《大荒南经》) 
　　骆明—白马(鲧) (《海内经》)
　　禹(《海内经》)—均国—役采—修革合
　　绰人(毛民) (《大荒内经》)
　　苗龙—融吾—弄明(一作卞明)—白犬(犬戎)(《大荒北经》)…始均—北狄(《大荒西经》) 
　　黄帝子孙所封之国，据《路史·国名纪》所载，共七十国：
　　少典
　　有熊 “帝之开国，今郑之新郑。《舆地广记》云：‘古有熊国，黄帝所都。’”在今河南。
　　寿丘 “在兖之曲阜东北六里，高三丈，今仙源。”(《广记》云黄帝所生之地，此本《史记·索隐》。皇甫谧说在鲁东门外。)在今山东。
　　陈 “今凤翔宝鸡故陈仓，有陈山，非宛邱。”在今陕西。 昌 “昌意后”。
　　若水 “昌意国，今越嶲之台登。《盟会图》疏以为鄀，故《世本》云‘允姓国，昌意降居为侯’，非也。”在今四川。
　　安息 “安之后”。
　　党项 “悃之后”。
　　江水 “玄器国，若之下流泜水也。今蜀州。”在今四川。
　　卞 “卞明国，汤代有卞随……今泗水县有卞故城，汉属鲁国。”在今山东。
　　蛮人 “龙亩之裔，今湖南北、桂林等处皆是，辰、澧、沅、湘之间尤盛。”在今湖南、广西等处。
　　清 “少昊父封。”在今山东。
　　张 “挥之封。然黄帝臣，自有张若。故河东解有张阳城，汉之东张，今邢之任县是。《通典》云：‘汉张县地。’《纪年》：‘齐师逐郑太子齿奔城张阳。’南郑是也。”在今山西、河南、河北等地。
　　采 “纪姓，夷彭子，故左人地，今中山之北平。”今在河北。
　　北狄 “始均之裔。”在今蒙古。
　　资 “《陈留风俗传》云：‘资姓，黄帝后。’《姓纂》云：‘益州资中，今资州。资阳有资川江。’然古资阳城在简之阳安(祁之无极有资河，卫之北纠山)，而潭之益阳有资水(出县北流入资口，即益水。郦云：即资水之殊口。武冈又有资水出唐。)或其派裔。”在今四川。
　　郮 “《潜夫论》：‘詹、资、郮、翟，黄帝后。’故《玉篇》云‘资、郮故国，黄帝后，封在岐山之阳，所谓‘周原膴膴’者。顾伯邶云：‘昌意后，止于夏商间。’”在今陕西。
　　虔 “《风俗通》：‘虔氏出黄帝。’与《陈留传》同。今河东闻喜、虔聚是。”在今山西。
　　寇 “在郑有寇水，北行唐。今莫之任丘西一里，有寇水枯渎。《陈留传》：‘寇氏自黄帝出。’”在今河南。
　　郦 “故南阳。郦音尺，今内乡菊潭镇也。”在今河南。
　　翟 “北地古翟国。后徙西河。《盟会图》云：‘今慈州。’(《地道记》)：‘伐卫懿公者。’贾逵云‘处北地，后为晋所灭。’引春秋时隗姓。)”
　　詹 “周有詹父(庄公十八年《传》)，詹桓伯(昭公九年)，圻内地，与楚詹尹异。”在今安徽。
　　葛 “《郡国志》：‘高阳有葛城。’今郑西北有葛乡城，一名依城，汉高阳地。然葛乡故葛城，乃在宁陵北十五，郾城北三十，周四里，去亳城百里，即葛伯国。(《说文》：*(左葛，右阝)，南阳阴乡。郾城隶许宁国，本属应天，今隶拱、应劭、杜佑、乐史等并云古葛伯国都)，非赢姓之葛。”葛在河南。
　　髦氏 “依姓。《山海经》：‘髦氏国，近积石。”’在今青海。
　　狂犬 “黄帝后，任姓。分见《潜夫论》。”
　　*(左契，右阝) “薊也，中绝。武王复继之，记皆为祝。祝，尧后。”
　　桥 “侨即*(左乔，右阝)，桥也。葬于桥，因食其地，以世祀者。《唐表》：‘桥，姬后。’”在今陕西。
　　祈 “蕲也，欧阳修《祁公铭》以‘祁为黄帝之子所封’，非也。祁，少昊后。祈，黄帝后。”在今山西。
　　酉 “即酉阳，今黔之彭水，汉酉阳也，有酉水。”在今四川。
　　滕 “今徐之西南十四，有故滕城县(古蕃县小邾国)……《纪年》‘越王朱句，二十年灭滕’是也。”在今山东。
　　葴 “卫有葴(成公六年)，邵氏《姓解》作箴，皆音针。”在今河南。
　　任 “禹阳国。仓颉为任大夫。晋邑，今邢之任县。”在今河北。
　　苟 “战国有苟变，子思荐之(能将五百乘，荐之卫侯)。《程氏世谱》以河内多杞氏焉，妄也。”在今山西。
　　釐 “僖也。齐国釐城，为来音。简王十二年，舒庸人道吴国巢及釐虺。”在今安徽。
　　佶 “佶氏，见《诗》。《风俗通》云：‘殷时侯国，一作吉。’《潜夫论》云：‘郅与姞同，而字异。’周封女姞氏于南燕，邓名世以《潜夫》为误，非也。《说文》‘佶文’为正。”在今山西。
　　儇 “与环同音，月宣轻也。《集韵》音旋，非。”
　　依 “史伯说十邑有依、畴、历、莘，皆郐邑，后属郑。书昭云：‘国’。”在今河南。
　　纪(剧)“剧是今齐之临朐东、寿光西南故剧城，汉之剧县。郑樵云：‘纪后迁剧，所谓朐剧。’云纪、剧声讹，非也。”在今山东。
　　滑 在今河南。
　　济 在今河南。
　　奚 “郑樵云：‘鲁奚邑。’今徐之滕东南六十青丘村，有奚家冢、奚公山。阳晔《徐州记》云：‘仲造车辙存焉’。”在今山东。
　　薛 “侯爵(庄公三十一年)，吉光国。今滕东南五十里有故薛城，故汉县，战国属齐，为徐州，秦为薛郡，有仲祠，或曰大薛。”在今山东。
　　伾 “邳也，今淮阳治下邳城。汉下邳国，梁下邳郡，周邳州，唐隶泗城，三重，处泗、沂之会，有仲虺祠。(《寰宇记》：‘祠在徐之沛。”有仲虺城。见《九域志》。)郑樵云：‘仲虺居在薛，鲁奚仲迁邳，后以邳为薛’，妄。”在今江苏。
　　挚 “祖己七世孙，成封周文王母太任国。今蔡之平舆，有挚亭。”在今河南。
　　谢 “欧阳修《谢绛铭》云：黄帝后，昔周灭之，以封申伯，在南阳之宛，见《诗·崧高》。其地西甚广，郑公友言‘谢西之九州者’，二千五百家者也。”在今河南。
　　章 “章与谢，本皆任姓，周始以封太公之支子。”在今河南。
　　舒 “春秋之留舒，去谷七里，亦曰柳舒。故城在郓之须城，许氏作*(左余，右阝)。*(左余，右阝)，邾之下邑(《说文》‘邾在薛县’)。”在今山东。
　　洛 “周书之有洛氏。史伯云‘北有路、洛、泉、徐、浦’，韦昭云‘皆赤狄’，宜于此异。或作络(卫贤者络疑)、雒，广汉属县。”在今河南。
　　昌 “春秋，昌间多在河东北。”在今河北。
　　蓟 “今范阳治，地多蓟。《水经注》：‘蓟城西北隅，蓟丘为名。’《班志》云：‘蓟，故燕国名。’”在今河北。
　　终 “商有终古，宜即佟后有佟氏、佟通。今襄阳有*(左氵，右冬)水。”在今湖北。
　　泉 “洛阳西五十故伊关县北有泉亭，周世狄居之，俗呼前亭。(伊拒泉皋是也。昭二十二年有前城。)”在今河南。
　　卑 “宜晋郫邑，一曰郫邵(文元年)。绛之垣东九十有郫邵垝，卑氏所出，非越隽。”在今山西。
　　遇 “禺也，宜即番禺。鲁襄公救成至遇(十五年)。鲁邑近成，然非必禺。”在今山东。
　　儋 “《山海经》：儋人任姓。今儋州。周有儋翩。”在今海南。
　　牛黎 “《经》云‘牛黎之国，儋人之子儋’，今有黎姥山。”在今海南。
　　番禺 “贲隅也。今清海之属县，有禺山。《传》云‘禺号南海’，故予谓此即禺。《经》文有无肠、继无之国，皆任姓。”在今广东。
　　南燕 “伯爵。伯倏国。后稷妃，南燕姞氏也(石癸曰‘吾闻姞姓后稷元妃’)。今滑之胙城东北，汉南燕县，隋改曰胙。”在今河北。
　　密须 “子爵。《世本》云：‘商有密须，文王伐之。’(《晋志》云：‘商侯国。’)鲁有密须之鼓。杜预谓姞姓国，在安定阴密，今泾之灵台也。”在今陕西。
　　阚 “子爵。今郓之寿张有阚乡，而阚古城在中都(桓公十一年。《寰宇记》云：‘今属齐之钜野。’)阚亭又在须昌东南(即昭公末年取阚者，《郡国志》：‘东平陆有阚亭，今寿张也。’)，齐有阚止。”在今山东。
　　允 “高阳时有允格，或云少昊后，出黄帝。”
　　蔡 “蕲春江中有蔡山，在广济县(《高崇文传》蔡山，窦苹云：‘蕲水县北。’)大龟纳锡，故曰蔡，非姬姓蔡。”在今湖北。
　　光 “《春秋图》有光国，今光州。”在今湖北。
　　敦 “鉏任、冷、敦之田，许地也，郑取之。《陈留风俗传》云：‘敦氏，姞姓后。’”在今河南。
　　偪 “晋襄公母，偪姞国，即周偪阳国。”在今河南。
　　燕 “伯爵。宜为东燕，与南燕比(昭三年北燕伯款亦姞姓)。”在今河北。
　　鲁 “汝之鲁山县，非兖地。”在今河南。
　　雍 “伯爵。汴之雍丘，郑庄夫人雍姞国。《姓纂》云：‘宋之雍氏，本姞姓。’《寰宇记》‘雍氏，黄帝后’，姞姓是矣。又冀之堂阳东北三十六(里)，亦有雍氏城。《寰宇》之高城，本于陇切。自汉州名人姓皆于用切。《谈苑》云‘当作平声’。昭十四年《传》：‘晋尸雍子。’杜云：‘阳翟东北有雍氏城者非。’”在今河南。
　　断 “晋地有断道，即卷楚也。《世本》作段，写误。”在今山西。
　　密 “河南密县东四十故密城是，武德三为密州，与须城比，故说者谓即密须，盖亦号密须云(《史索》云密须今河南密县，与安定姬姓密别)。”在今河南。
　　虽 “开封长垣，近须城是，卫在今澶之卫南二十八里。《卫诗》所谓‘思须与曹’者，由声转也。”在今河南。
　　《路史》所列以上七十国，大部分在古文献中是有记载的，结合前列黄帝世系表可见，黄帝子孙的散布范围很广。后人考订，至春秋时列国之姓有明确记载者67国，其中鲁、蔡、曹、滕、晋、郑、吴、燕、虞、虢、祭、邢、凡、渭、原、荀、芮、息、巴、贾、魏、耿、霍、郜、韩、焦、杨、淮、密等32国皆为姬姓，加上子姓的宋、姒姓的杞、嬴姓的秦、任姓的薛等，占了67国的绝大部分，都是黄帝后裔。后代一些少数民族将自己的族系追溯黄帝也是有根据的。于右任《黄帝功德记》在搜集了《山海经》、《史记·匈奴传》、《国语·鲁语》、《汉书·西域传》、《晋书·载纪》、《魏书·序纪》、《北史·魏本纪》、《路史》等史料后，得出了“中华各民族为黄帝之苗裔”的结论。 
　　关于“华夏”一词的含义，与炎黄部族形成、发展的地域(黄河中上游)有关。华夏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华”或指华山，即陕西关中地区的华岳，或说华山就是嵩山；“夏”或说因夏水而得名，或说夏就是夏族的夏。作为地域概念，华夏指中原地区；作为民族概念，华夏指居于中原地区的人民。三代的时候，中原是文化先进的地区。与华夏对称的是夷，凡处中原以外的四方边远地区、文明程度较低的四裔都属于“夷”。《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的话：“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是将“裔”、“夷”与“华”、“夏”相对应提出。而《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则直接提出了“华夏”一词：“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这里的华夏显然是指中原诸国而言。
　　华夏族是在文化上形成共同传统的、在血缘上融成一体的、居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中原地区的古代各民族的统称。华夏族的形成有其经济基础。华夏族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华夏族的西北部、北部是对立的戎、狄等游牧部落及部落联盟。农业生产方式是较游牧生产方式稳定和先进的。因此，华夏族战胜并融合戎、狄，并不奇怪。华夏族的西南部和南部，虽然也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称为蛮、夷)，但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那里生产力水平也较低下，因而最终也被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的华夏族所战胜，并融合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在旧石器时代，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生存的是大大小小许多种原始人群，每一人群，都有自身特有的文化和血统。其中著名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旧石器时代早期)，有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河套人、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的活动范围已广布于今天中国版图的各个省份。黄河流域有陕西关中地区、山西南部、河南、河北南部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的龙山文化，甘肃境内的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内蒙河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长江中游有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印陶文化、马家浜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这种种各具特色的文化，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华夏文化。
　　黄帝在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他促进了中原地区最早的文化大融合。通过与炎帝、蚩尤的战争，以“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为标志，中原各部族就相互结成联盟，相互交往更加频繁，整个中原各主要部落的生产和生活得以共同发展，文化艺术和生活习俗方面也逐渐具有共性。
　　仰韶文化分布遍及中原诸省的广大地区，在此范围内至少可以划分为十余个考古文化类型。但普遍具有的若干共性却显而易见。例如陕西关中的半坡类型、豫西的庙底沟类型、郑州的秦王寨类型(又称大河村类型)等。这些类型除有局部交错地带外，均有一定的分布区域，应属于不同血统的部族所创造。然而这些不同部族在农业工具、住房建筑形式、埋葬习俗以及日常使用的陶器方面，均共性大于个性，充分显示出各部族彼此交流而导致文化融合的现象。继仰韶文化而起的龙山文化，不仅在地域分布上覆盖了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而且文化类型的相对统一性更加突出，也进一步说明中原各部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趋势得到了继续发展。
　　关于华夏族开始形成的时间，学术界目前大致有六种意见：(1)原始社会末期说。郭沫若认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部落的不断迁移和相互交往的扩大，各个部落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形成相反的利益，而在另一些时候和另一些地方又形成了相同的利益，由此引起了各个部落的分化和组合、战争和联盟，逐渐形成为不同的民族。华夏族就是这样开始形成的。”80年代中期有人更加明确地指出：“华夏族的开始形成应该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即部落、部落联盟、军事民主主义产生的时期。”(2)与夏代国家同时形成说。谢维扬认为：“由于国家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文明民族形成的过程，因而可以说，在夏代国家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我国最早的文明民族。”而“华夏族族名同夏代国家名称的联系，对于确认华夏族是在夏代国家形成的同时形成的，是一个有利的佐证。”(3)商代中期说。王玉哲认为：“华夏族在周以前，主要包有夏、商两族。至迟在商代盘庚迁殷的前后，就已从原始部落阶段发展为阶级社会。根据恩格斯关于‘民族’理论的启示，这时华夏族的‘古代民族和国家也就在我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4)西周初年说。范文澜认为：“中国这一名称，早在西周初年，已经用以称呼华夏族所居住的地区。”(5)春秋时期说。翦伯赞认为：“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华夏，和他们相毗邻的或是错杂居住的则被称为戎狄蛮夷。”(6)战国说。刘泽华等人认为：“到战国时期，在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居住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各民族逐渐融合为具有共同文字、共同经济以及相近的生活习俗的华夏族。”(以上参阅赵俪生、郑宝琦主编：《中国通史史论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9—120页)但是，从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华夏族的形成与黄帝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是黄帝促进了黄河流域部落的融合，在这种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华夏族。
　　黄帝在传统上被作为先秦几个王朝的共同始祖。古书常见“三代”(夏、商、周)或“四代”(虞、夏、商、周)，而虞夏的祖先是黄帝之子昌意，商、周的祖先是黄帝之子玄嚣。可见，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这几个王朝，虽有相互更替，仍有血缘和文化联系。近年已有一些学者从考古学出发，对这种联系性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讨。
　　许多古代民族和方国都有系黄帝后裔的传说。例如北狄、熏粥、犬、氐、蜀、苗、越等边远民族，均为黄帝之后裔。对于此类传说，有的史学家做过具体深入地研究，发现其中有些说法来源很古，确实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从象征华夏族的龙文化现象来看，在黄帝时代，黄河中游也有共同的龙崇拜信仰，原始龙形象出现的最早遗迹是河南濮阳老城西南角的西水坡，年代距今约6000年之久。其次是山西襄汾县的陶村墓地出土了一件彩蟠龙图形的陶盘，时间距今4000多年，后来在商代遗物中，又大量出现龙图案。在夏、商、周三族的活动中心出现龙的崇拜，说明自黄帝开始，龙作为华夏族的象征已经初具规模。
　　黄帝不但促进了黄河中游各部族融合为华夏共同体，他所创造的部族融合方式为华夏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范例，成为后世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的渊源。
　　在黄帝时代，我国最大的原始部族是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东部沿海的东夷族、江汉地区的苗蛮族。这三大部族均形成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由此形成三大文化，即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及其各自后起的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黄帝打败蚩尤，促进了华夏族与东夷族融合。黄帝将九黎部落中的一部分融合在华夏共同体之内，另一部分在战败之后，被迫渡河南迁，退居南方，占据了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等广阔的地区。对此，古籍有不少记载。如《尚书·尧典》曰：“窜三苗于三危”。到尧、舜、禹时期，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史书中称之为“三苗”，有时又称为“有苗”或“苗民”，其首领为驩兜。古文献一般认为三苗是九黎的后裔，如《国浯·楚语》上说：“九黎乱德，……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韦昭注云：“三苗，九黎之后。”“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居于西裔者三苗。”足见三苗乃九黎之后的又一强大部落联盟，它可能与当地的原有部落缔结了婚姻或联盟的关系。总之，三苗部落人数众多，又有着洞庭、鄱阳诸湖和汶山、衡山等地理方面的优势，势力得以迅速振兴，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部落联盟，与尧舜禹相抗衡。
　　尧、舜、禹继承黄帝的民族融合旗帜，对三苗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吕氏春秋》记述尧战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墨子·非攻下》也云禹征有苗。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多次叛乱，尧便发兵征有苗，在“丹水之浦”将有苗打败。舜时，三苗仍不服。禹主张以武力进行征服，但舜主张以笼络政策安抚。但安抚的收效不大，舜于是命禹将其征服，并强迫三苗改易习俗，此即“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吕氏春秋·召类篇》)。《淮南子·修务训》说：“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舜的两个妻子娥皇、女英见丈夫南征不回，绝望而哭死洞庭，成为“斑竹一枝千滴泪”这一著名典故的来源。这说明尧、舜、禹为完成黄帝开创的融合各部族而为华夏族的业绩，作了百折不挠的斗争。江汉地区从湖北龙山文化到楚文化一系列地区文化遗存中有越来越多的华夏族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正反映苗蛮与华夏族同化的趋势。
　　商周时期，三苗的主要部分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其他民族杂居，被称为“荆楚”。商王朝不断以武力征讨荆楚，“挞彼殷武，奋发荆楚”(《诗经·商颂·殷武》)，代商而起的周王朝，也屡屡出兵攻击。经过长时期的战争与融合，三苗的大部分形成楚族，后成为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余的部分，聚居在楚国西部边境，最后成为楚国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后来也被融入华夏族。
　　在黄帝时期，北方还存在一些比较松散的游牧部落。这些部落后来被视为北蛮，经过数千年的斗争和融合，大多数也被融入华夏族之中。
　　据《史记·匈奴传》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黄帝时，“北逐荤粥”(《史记·五帝本纪》)，曾对北蛮进行过军事战争，此后北蛮与中原的关系逐渐频繁。到夏后氏时，太康失国，北蛮一度还入主中原。后相继位后，“乃征畎夷”。到后桀时，“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殷商王朝盛时，成汤对夷人，伐而攘之。殷室中衰，诸夷皆叛，武丁伐鬼方，三年乃克。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人在灭殷以前，曾长期生活在戎狄之中。文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武王伐纣获胜，放逐戎夷泾洛之北，穆王时又迁戎于大原。夷王、厉王、宣王三代，大原之戎、条戎、奔戎、北戎、六济之戎、申戎等，或不朝，或灭姜侯之邑，或攻杀秦仲及其族人。秦国就是在和戎狄的斗争与融合中兴起的。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戎逼诸夏。自陇山到伊、洛二水流域，往往分布戎狄。渭首和陇西有绵诸、昆戎、狄、*(左豸，右原)、邽、冀之戎，泾漆二水以北有义渠、乌氏、朐衍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二水有杨拒泉皋之戎和后来的陆浑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晋之西北有林胡、楼烦，燕北有东胡、山戎。总之，今陕西泾河、渭河、洛河流域，河南伊水、洛水、汝水、颍水流域，各有一些戎狄之人和华夏之人杂居共处。一部分戎人还渡过汝、颍二水，达于江淮流域，他们和华夏族互相渗透，逐渐融合为华夏族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在记述黄帝对于促进华夏族与东夷、苗蛮族的融合，从而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的历史功绩时，徐旭生指出：“他们之间的交往相当频繁，始而相争，继而相亲，以后相争相亲，参互错综，而归结于同化。”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2年，第39页)
　　讨论这一问题时，常有人把黄帝仅仅看作汉族人的祖先，这也是不合适的。对此，李绍连曾撰文指出：
　　在这里应该指出，有人把黄帝仅看作汉族的祖先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如前所述，今天的汉族实际上包含了华夏、蛮、夷等中国境内大多数原始部落的血统和文化，是一个有别于任何部族的庞大融合体。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仅炎帝和黄帝是汉族的祖先之一，蛮、夷诸部族的祖先也应是汉族祖先之一。同样，后代那些分别源于蛮、夷等原始部族的少数民族，也与汉族有共同的祖先。另外，亦有少数华夏族的后裔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迁徙到边远地区而成为少数民族，直接或间接承认炎帝或黄帝为他们的祖先。再则，包括汉族在内的国内56个兄弟民族都是在汉、唐、宋甚至更晚的时期形成的，距离炎黄时代有三四千年之遥。由于迁徙、杂居、通婚等原因，子孙繁衍，支系无谱，很难在血统方面准确判别几千年前的某部族首领是某民族的祖先。与其把炎帝、黄帝或其它某个原始时代的英雄人物看作是某族的祖先，不如把他们看作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更科学、更符合历史实际。(《炎黄文化研究》第2期)
　　所以，对于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的提法，仅仅拘泥于血统上的认同是片面的、狭隘的，更多地应着眼于民族文化的创造、融合和历史传承，着眼于黄帝在铸造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上的奠基作用。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指“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这说明，中华民族是由众多的古今各民族在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组成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各民族都有各自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各民族长期在统一的国家中共处并发展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多源交融到多元一体，自觉地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黄帝陵志/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3